應試氛圍之下,傳統文化的傳承難上加難
“如果音樂只剩下高音、轉音,如果漢字只剩下字形和寫法,如果詩詞只剩下記憶的數量和準確度,那么,人和機器有何區別?”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謝琰在對詩詞大會叫好之后,也不免說出了自己的擔憂。“我很擔心,很多人看了“詩詞大會”就趕緊回家背詩,當然,更可惡的是讓小孩背詩而自己只管抽查。”
事實上,謝琰老師的點評不止是說出了詩詞大會的弊端,更像是說出了當下傳統文化教育尤其是古詩文教育的一些弊端。武亦殊來自復旦附中高一年級,她的母校教師黃榮華在接受采訪時,就再三表達了對當下古詩文教育情況的擔憂。
他指出,很多中小學語文老師其實在做是“考什么就教什么”,“用最小的投入,獲得最高的產出、最高的分數”,讓語文教學落入“工具理性”的陷阱。結果就是,學生往往直接記下結論,“再放到某個地方去得分。”他以杜甫“沉郁頓挫”的詩風舉例說明,“如果失去了去追究為什么是沉郁頓挫,不去追問為什么是杜甫這樣一個詩人,成為唐代站在詩歌頂峰上面的人,他對中國文化前代有什么接受史,對后代有怎樣的影響史,我在他身上獲得了什么?其實這個就不是基礎教育,就是技術教育。”
不僅老師教學本身,從學生到家長也都只是把古詩文當做考試得分的一個工具。黃榮華提到,他的一個學生兩年里找了他五六次,問為什么要背那么多古詩文,可不可以不背。也有家長質疑:為什么高考只占6分的古詩文默寫,在復旦附中平常的測試中要占到二三十分,要學生花那么多時間的時間去背?
在黃榮華看來,這種傳統文化教育的阻力本質上就是應試的氛圍。在應試思維模式之下,學生的古詩文學習變成了機械的記憶與練習,背離了其作為“文學”和“文化”的本質,老師的教學 “教的是知識點,不是文化”,而這和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教育是背道而馳的。
古詩詞教育的技術化、功利化不是現在傳統文化教育存在的唯一不足,更重要的誤區在于應試環境下,將傳統文化教育直接等同于古詩文教育,北京市語文特級教師何郁說道:“傳統文化教育不等于古詩文教學,不等于語文課,傳統文化教育的著力點應該是在文化認同上,也就是要努力從字詞句篇的學習中,尋找到中國人的文化符號,并借此認識自己,尤其是認識本民族的前世今生,了解自己的過往,思考自己的將來。”
“將傳統文化教育等同于古詩文教學就容易過度關注知識學習,過于強調學科內知識的學習,因此在具體的課程設置中,顯得過于零散、零碎,教學有隨意化的行為。”(何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