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屋宇梁架都被熏黑,據說是清代火災遺留下的痕跡。
其實也不能怪史繼偕動不動就起辭職的念頭,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正是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期,從萬歷中后期開始,內有東林黨爭、國本之爭與萬歷怠政等重大事件;對外則有萬歷三大征與后金崛起等軍事事件,還先后發生明朝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各種勢力沖突、對抗,不僅大臣卷入,宦官、嬪妃、太子,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朝堂內外暗流涌動,稍有不慎,隨時都會落入別人事先設下的政治圈套之中。權傾一時的“紅人”如葉向高、方從哲、劉一燝、韓爌[kuàng]等內閣首輔,對如此復雜的局勢同樣也無能為力,他們有的下野避禍,有的直接遭受政治迫害,甚難獨善其身。史繼偕的急流勇退,除了個人性格因素使然外,當然也有時勢變幻的因素。但在這些內閣大臣當中,絕沒有第二個人像史繼偕這么干脆,說不干就不干,烏紗帽一扔桌上,拍拍屁股即刻走人的。
史美衍教授稱,史繼偕還在擔任南京吏部侍郎時,有一次聽說有官員告他兒子在海上搶劫,一氣之下馬上請求辭職,甚至沒等萬歷皇帝同意就動身回泉州老家。結果萬歷皇帝不信那官員的說辭,差使者去安撫史繼偕時,沒想到他已經乘船走人了。后來,皇帝花了不少力氣才把他又請了回來。
仕途崎嶇多次進退
有學者說史繼偕是個讓人難以捉摸的人,這可能同他的官場經歷比較波折有關。
明朝只有六部,分別是吏、戶、禮、兵、刑、工。史繼偕在朝當官時,除了兵部外,在其余五部都待過,算是一個閱歷非常豐富、能力全面的官員。史繼偕是在萬歷壬辰(公元1592年)考中了榜眼,隨即獲授編修(正七品官)一職。在緊接著的將近十年里,他步步高升,從七品一直提拔到正三品(南京吏部侍郎),后來又署尚書事(正二品),兼戶、禮、工三部。這一路走來,史學界對他的評價是“才高政廉,著力清除積弊”??吹贸?,史繼偕對明王朝忠心耿耿,而且也是一位勤勉之人。據《明代三進三退的大學士——史繼偕》一文所述,1611年,史繼偕在考察都察院的監察工作時,糾正了不少失誤。正是因為他嚴加稽覆弊端,對官員較為嚴厲,在獲得清譽的同時,也為他招來了同僚的忌恨,所以開始有人不斷給他“下絆”了。
道光版《晉江縣志》 在《卷之三十八·人物志·名臣》中是這樣記載史繼偕多次進退的事跡的:“以戶部主事賀世壽風聞指摘,乞致仕。有旨稱其學行,慰留之。會廷推閣員,忌者恐資次及繼偕,故先發阻之。雖奉旨慰留,不獲安其位,再疏乞歸。抵家,再乞辭,并請罷斥。時廷推繼偕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三辭,不允,始至京視事。命主會試,取莊際昌等三百人。七月,遼陽告急。神宗方深居禁中,一切命將請兵,疏皆不報。繼偕累次連月會九卿科道跪請御殿,召廷臣圖方略,均不得旨。再疏乞休,移近郊寺,拜疏辭朝,即日南發至浙。邸報升東閣大學士,時神宗已升遐矣。至家疏辭。天啟元年六月,差官促就道至京,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而阮大鋮、侯震賜等攻擊愈力。乞歸,至第十八疏乃允其請。加少保,蔭子中書舍人……”
據載,史繼偕的“相國府”進深五落,前臨西街,后至鎮撫司巷,東至影劇院,西至究史巷,規模宏大。
現存一些文史資料有更詳細的記載稱,戶部主事賀世壽于1612年首先對史繼偕發起攻訐,控告他想謀取輔臣李廷機的權力,并告他兒子在海上搶劫,不過并不成功,皇帝沒采信,把已經一怒辭官的史繼偕又追了回來;第二次是1618年,金軍發動進攻遼陽告急,神宗說自己身體不好不能上朝,史繼偕會同大臣們一起跪請皇帝臨朝,抓緊搞好軍備,結果皇帝不理。1619年,史繼偕索性辭官,不顧皇帝挽留啟程回家。后來光宗即位,晉升史繼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又把他請回了京城;第三次是發生在1623年3月,吏部右給事中阮大鋮捕風捉影地誣告說:泉州有一錢會是史繼偕的兒子在當盟主,應追查嚴辦。史料中,阮的用語極其惡毒。史繼偕據理力爭,具疏陳辨,并要求派撫按調查核實,熹宗對其好言安慰。但這時阮大鋮作為東林黨骨干,勢力很大,一唱群和,刑科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練國章等都紛紛上書攻擊史繼偕。史繼偕一看這架勢不對,就接連上疏請求去職歸家。直到寫了18封,熹宗才不得不應允,準許他辭職。清代李清馥的《閩中理學淵源考·卷73·文簡史聯岳先生繼偕》稱:“(偕)為阮大鋮所忌,從中擠之。引年疏十八上,乃得歸。”
另外也有文史材料稱,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史繼偕還有一次“退”的經歷。當時他出任會試的考官,與大學士方從哲、戶部張問達同為殿試讀卷官,推選出晉江人莊際昌為狀元。但是莊際昌進呈的卷子上,誤將“醪”字寫為“膠”字。于是有人借此攻擊,認為史繼偕偏袒同鄉之人,有舞弊嫌疑。實際上,當時殿試讀卷官總裁是方從哲,再說狀元又是神宗皇帝親點的,根本容不了史繼偕作弊。史繼偕受此冤枉,于是向皇帝遞上辭呈。
從史繼偕的多次進退,以及他既不肯依附東林黨,也不肯投靠“浙黨”、“楚黨”等派別上,不難看出,他是在堅守某種為官的底線。一旦有人要逼他破底線的話,他就不干了!也正是擁有這樣的“自覺”,使得史繼偕能在混亂的時局之下,保住了自己的清譽。在位時,史繼偕還曾參與編撰《神宗顯皇帝實錄》,據《明實錄》載,《神宗顯皇帝實錄》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始修,以張惟賢為監修官,葉向高、劉一燝、韓爌、史繼偕等為總裁官。1623年,改命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等為總裁(史繼偕此時已遞辭呈),崇禎三年(1630年)十一月修成。
1635年,史繼偕離世,享年75歲,被朝廷追贈左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清·道光《晉江縣志·卷68·冢墓志》:“大學士史繼偕墓:在四都駟行燭臺山。”即,史繼偕之墓在晉江磁灶駟行山鋪的燭臺山上。
愛鄉故事仍在民間流傳
泉州威遠樓,古時亦稱“譙樓”,始建年代,眾說不一。明天啟六年(1626年),泉州知府沈翹楚重修譙樓時,史繼偕曾為此樓書寫《重修譙樓記》,勒石傳世,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3·公署志倉厫附·泉州衛指揮使司》收錄此文:“郡故有譙樓,相傳唐末·閩越·王審知撫有七閩,始開府治。前辟雙闕,下累石如城。稍北九十步為應門。應門者,第二門也。歷宋、元,因其舊,改譙樓為測漏所。后屢圮屢葺。至正(1341—1368年)年間,乃大新之,而舊志莫考。按陶人欵識,有‘至正元年’字,則建于是年無疑。我朝改郡為衛,正統年毀,撤而新之。而移其址于第二門,則實由正統(1436—1449年)間始……”史學專家認為,此文對于追溯泉州威遠樓的歷史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