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餐飲代辦入駐現象調查：千元即可入駐外賣平臺

　　調查動機

­　　11月10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這一“辦法”早在征求意見期間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其原因在于餐飲外賣市場越來越大、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新業態模式不斷對監管提出挑戰。因此，很多人都對這一“辦法”寄予厚望。不過，目前市場上出現的一些“小動作”，已經在挑戰這一“辦法”。

­　　晚上七點，對于仍在加班的胡凌來說，又到了外賣時間。這大半年來，胡凌點的外賣基本都被“回家吃飯”這款家庭共享廚房App“承包”了。

­　　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胡凌經常加班加點，叫外賣是常事。不過，最近的一條新聞讓胡凌有些擔心，他剛剛養成的就餐習慣可能受到影響。

­　　“聽說關于網絡餐飲的新規定明年就要實施了，要求網絡外賣應當具有實體店鋪和食品經營許可證。”胡凌說，“據我了解，家庭共享廚房大多是一些賦閑在家的人兼職在做，不可能滿足這兩項條件。新規定的此項要求，多少會對家庭共享廚房這種外賣模式造成沖擊。”

­　　胡凌說的新規定，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11月10日發布的《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其中規定入網餐飲服務提供者應當具有實體經營門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經營許可證，不得超范圍經營。“辦法”將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　　胡凌坦言，這樣的規定肯定會凈化網絡外賣行業，對消費者權益、食品安全保障而言是個利好。“此前媒體經常報道一些網絡外賣黑作坊的新聞，去年“3·15”期間網絡外賣的安全問題就被重點曝光，這個規定在食品安全領域是好事”。

­　　然而，《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網上出現的網絡餐飲“代辦入駐”服務可能消減新規定的積極意義。

­　　多數消費者在意“實體店鋪”

­　　每到飯點，胡凌就職的公司所在的寫字樓里，各家平臺的外賣員拎著各類食盒行色匆匆地在不同樓層間穿梭。寫字樓的電梯在此時也變成下樓吃飯員工與外賣員之間的“戰場”。

­　　不久前，胡凌曾與同事在某披薩店吃飯。當時正是飯點，但在各種寫字樓包圍下的餐廳除了她們幾人外，居然沒有其他顧客。就在胡凌點單后的15分鐘內，有四五名外賣員前來取餐，到披薩店就餐的胡凌幾人被排在了這些外賣訂單之后。

­　　“下次還是點外賣吧。”這次不愉快的經歷讓胡凌更堅定了點外賣的決心。

­　　不同于胡凌迫于無奈的選擇，30歲的錢浩是真正的外賣愛好者。

­　　安全衛生、能吃、能送到是錢浩對外賣的全部標準。上班叫外賣自不必多說，在家也幾乎從不做飯，錢浩對外賣的依賴越來越強，“說實話，我見外賣員的次數可能比我見朋友的頻率都高”。

­　　不過，在餐飲外賣給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新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　　餐飲外賣平臺能否確保食品安全?這一問題讓消費者憂心忡忡。2016年，央視“3·15”晚會曾曝光外賣平臺存在的“黑作坊”以及大量管理漏洞。

­　　對這些問題，錢浩說:“我對食物的態度雖然比較隨意，但是對安全衛生卻很在意。畢竟這是要吃進肚子里的，所以我經常點的外賣店家都是我確認過有實體店的。”

­　　說起實體店，消費者也是有話要說。

­　　在北京某高校讀研一的陳晴曾聽同學提起過，“有些外賣商家只是在自己家里臨時形成一個‘小作坊’，每天批量生產外賣食品”。陳晴覺得這種“實體”形式沒有安全保障，“但點餐時也并不會刻意避開”。

­　　與錢浩一樣，25歲的龔祺在北京某互聯網公司工作，點外賣對他來說也已經成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環節。

­　　龔祺在點外賣時，更愿意選擇那些“親自去實體店里吃過”的商家。“原因有兩個，一是這樣會對飯菜的口味比較了解，二是感覺有實體店鋪相對更加衛生、安全”。

­　　在《法制日報》記者實地調查過程中，65%的受訪者認為有實體店鋪意味著更衛生、安全更有保障。

­　　不過，也有消費者對“實體店鋪”持不同看法。

­　　來自浙江慈溪的馬源覺得，無“實體店鋪”的商家也有自己的優點。“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沒有實體店鋪的外賣商家，定價往往更低，送餐也更快。從店家的角度來說，運營成本也比實體店鋪低很多”。

­　　35歲的劉泓義是北京某連鎖餐飲品牌的分店店主，看到這則關于網絡餐飲的新規定，他很開心。

­　　“如果允許大量‘家庭小作坊’提供外賣，會不可避免地引起不正當競爭。”劉泓義說，由于運營成本，實體店鋪很難在與“小作坊”的競爭中勝出。“‘小作坊’之間也會相互競爭，為了不斷壓低價格，自然就會犧牲食品的質量”。

­　　劉泓義告訴記者，外賣行業的競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現實競爭的網絡化”，“但歸根結底，大家比的還是食品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