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攝像頭來了 對幼師的“信任感”正變得稀缺

　　攝像頭來了

　　噠噠噠，噠噠噠噠，電磚刺耳的聲音從隔壁房間里傳來。“老師，他們在干嗎!”一群孩子聚攏在孫倩身邊，驚慌喊叫。孫倩知道，這是裝攝像頭的來了。今天一早她看到一群陌生人進了幼兒園，“在那比劃著，這要安一個，那也要裝。”

　　沿著北京的中軸線一直向南，穿過大紅門，在和義南站下車，經過喧雜的街市、逼仄的小巷，一座三層小樓出現在盡頭。緊閉的鐵門邊掛著一副銀白色牌匾，金貝德，這是孫倩工作的地方。學校門前矗立著紅磚煙囪，上世紀建造的五層小樓圍繞其間。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數據顯示，1978年北京市共有幼兒園5074所，多為機關單位、工廠等辦理的幼兒園，以滿足內部需求為主。到2016年，數量消減為1570所，民辦幼兒園占據半壁江山。孫倩工作的金貝德，就是一家民辦幼兒園，收費不高，每人每月2000元左右，學生主要是附近社區的孩子。

　　本科畢業后孫倩在這家幼兒園工作快4年了，平日也算舒心，但近來正籌劃著換工作。這種徘徊很多次出現在她的生活中，但這次略有不同。

　　“不受尊重?怎么感覺到的，有人當你面說了?”

　　“不用別人說，你抬頭看看滿屋的攝像頭就知道了，”她笑了笑。

　　其實，3年多前孫倩剛來的時候，這家幼兒園就有攝像頭，只是數量不多，孫倩也沒在意。但這次動靜頗大的安裝提醒了她，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在一個布滿攝像頭的地方工作。

　　“一抬頭到處都是攝像頭，你明白那種感覺吧?就像你在寫稿子，突然裝了個攝像頭對著你，高清的，寫什么字看的一清二楚。”

　　紅黃藍事件過后，“攝像頭浪潮”已經向幼兒園撲來。大量幼兒園增設攝像頭，樓道、操場、教室、廚房、活動室、睡眠室、盥洗室全部受到監控。夜視攝像頭、人工監控室相繼出現，部分幼兒園監控實現了與警方聯網。

　　信任正變得稀缺。

　　午飯時間到了，一位小朋友突然把米飯灑在桌子上，竄到了桌子下面玩。站到旁邊的孫倩上前一步，但走到半路，她停了停。“那桌子很矮，我鉆不進去，只能趴下把手伸進去拉。當時想，這個動作在攝像頭的角度看，是不是會誤解。”

　　這種奇妙時刻已經在更多幼兒園發生。正在一所“標桿性”公立幼兒園實習的首師大研究生李蓓，被教導如何在鏡頭下工作。“如果摸小孩子的頭，你不能直接伸手，那樣在鏡頭里看起來會像是在打他。你要這樣，慢慢摸。” 李蓓緩慢的將右手轉了一個大圈，最后慢慢落到眼前的杯子上，“就像這樣。” 眼前的動作看起來像是被放慢的舞臺劇，標準、無瑕疵，但缺少溫度。

　　這影響有時也會蕩漾到更大范圍。11月的一個午后，幼兒老師葛蘭在魏公村附近變更手機號碼時，“對方問我什么職業，我說幼師，她就用異樣的眼光看我一眼，當時就覺得好受傷。”返程的路上，葛蘭一直在回想這個場景。

　　資本的味道

　　"知道我做幼兒園老師，他們很驚訝，覺得這個人腦子進水了嗎，” 推杯換盞的聚會上，被“曝光”了身份的葉津聞常常成為焦點，眾人眼中，她似乎開始“不務正業”。

　　詫異的目光透漏出心照不宣的“規則”，留美碩士、哈佛畢業的葉津聞應該從事一份體面的職業，比如投行、咨詢。這道理葉津聞早已熟知，“你要是掙的多，人家就會對你特別好。”當她挎著一款名牌包走進商場，她覺得大家“對我特別好”，而當包包變成人字拖時，她也可以感到“她們都斜眼看我”。

　　這是市場的力量，現在它進了幼兒園。

　　一天早上，剛到幼兒園上班的葛蘭被要求去門口“迎賓”。一位家長帶孩子進門，讓葛蘭過來接書包，順便把其他人的書包也提著，“特別冷漠，像保姆的感覺”。

　　“家長認為我給了你足夠的錢，你就應該給我服務。”葛蘭敏銳的感知背后是幼兒園的商業化?！?016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共有幼兒園23.98萬所，其中，民辦幼兒園就有15.42萬所，比上年增加7827所，占據主導地位。

　　在部分幼兒園被拋向市場后，它們得到資本的青睞，也沾染了資本的味道。家長和幼兒老師之間，消費與被消費的關系開始凸顯，彼此的情緒變得敏感。

　　入園不久，葛蘭被叫去談話，原因是她被消費者“投訴”了。

　　在這家位于海淀區的高端幼兒園，老師被要求每天拍攝一百張照片發送到微信群里，以便家長隨時了解到孩子的狀況。被投訴，是因為一位家長認為照片中自己孩子的鏡頭少了，覺得老師不夠關注自己孩子。

　　此后，葛蘭在上傳照片之前需要算好每個孩子該有幾張照片，不能少不能多，以免再被其他消費者 “投訴”。

　　天陽底下無新事，幼師的尷尬此前已在醫生、律師等職業上出現。幼師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產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