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吹生結構性變革的種子

　　“種子”的萌芽、生長可能僅僅是一個小的偶然事件，但只要能夠以積極的態度呵護它、培育它，便會生成一系列傳導機制和“報酬遞增效應”，最終發展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制造業中心。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例如，三次產業結構的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區域發展的不均衡和需求結構的不合理。因而，對當前的結構性問題一定要有整體和科學認識，抓住結構調整的主導邏輯，實施積極主動的戰略性調整。

　　歷史經驗一再表明，結構性變革往往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形象地講，結構調整好比一顆引發新一輪增長的“種子”，隱藏在企業、產業和政府對外部環境變化的積極反應之中?！胺N子”的萌芽、生長可能僅僅是一個小的偶然事件，但只要能夠以積極的態度呵護它、培育它，便會生成一系列傳導機制和“報酬遞增效應”，最終發展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這種能夠引發“報酬遞增效應”的“種子”，我們稱之為戰略性調整，乃是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領域和方向。

　　“種子”能否破土而出，關鍵要看科技能否成功轉化為驅動力。從經濟增長的長周期來看，世界范圍的結構性變革都是伴隨著科技產業革命展開的，每一次都會引起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以及新技術對原有產業的滲透和提升。這其中，科技新成果的產業化、特別是關鍵投入和新技術群的出現，正是變革成功與否的關鍵驅動力量。應當承認，中國在前一次科技產業革命中，只能立足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選擇技術引進戰略實施結構調整。這雖然使得“中國制造”快速融入全球價值鏈，卻僅能在低端環節徘徊不前。

　　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障礙大抵與之相關。例如，在三次產業結構中一枝獨秀的制造企業，只能從事加工制造活動，而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科技金融、設計創意、研發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基本上都分布在發達國家。例如，東中西部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重要原因就在于東部沿海地區聚集加工制造活動，未與中西部地區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體系。再例如，城鎮化更多由制造業而非科技驅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發展的質量與效益。

　　因此，率先啟動和參與新的科技產業革命，應該作為中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心。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五次科技產業革命的擴展期，與以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第六次科技產業革命的導入期之間。針對新趨勢，一個總的思路是：結構調整首先要準確識別新興產業發展的領域，啟動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構筑先發優勢，然后利用新興產業發展帶動關鍵投入和新技術群，以此改造傳統產業和發展生產型服務業。

　　必須清楚，創新型企業在戰略性調整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在中國，從事研發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僅有少數供職于企業，結果導致企業普遍缺乏核心技術，科技成果產業化僅為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科技創新資源上的基礎性作用。

　　對政府來說，應為創新型企業提供更寬松的政策環境、更優惠的投資門檻，尤其是構建良好的創業創新環境，不斷降低其面臨的高昂成本與風險。此外，我們近年在實地調研中發現，創新型企業常常以內需為產品導向，因此，在政府的規劃與政策設計里，應當突出圍繞內需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事實上，發展經濟和追逐中國夢的“種子”就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這?！胺N子”就是現實經濟中具有積極效應的小的、偶然的結構性變革事件。發現、推廣和積極扶持這類變革，讓創新活動為企業家所認識、接受，并且依靠再學習、再創新不斷放大這種效應，這必將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強勁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