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年一度的課題申報工作正在各個高校全面鋪開。在高校追求“學術GDP”的背景下,作為“學術GDP家族”的頂梁柱,課題申報已然成為各大高校的年度重大任務。然而,課題對于學術研究真那么重要嗎?
不可否認,對部分學術研究來說,課題項目是不可或缺的?;蛞蕾囉诖笮蛢x器設備,或離不開大規模的社會調研,或需要眾多專家的團隊協作,此等學術研究誠然是一種昂貴的事業,沒有充足的課題經費作經濟基礎,研究工作難以順利展開。
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與這種昂貴的學術研究相比,相對廉價的研究數量更多。不寧唯是,那些“單兵作戰”的廉價學術研究往往更基礎、更重要,它們能影響甚至直接決定著昂貴的團隊研究項目的成敗。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當代美國政治學者羅爾斯的正義論,不都是沒有課題項目支撐的“廉價”學術研究成果么?
由此可知,不是所有的學術研究都需要課題項目來支撐,獲得課題項目支持的學術研究并不比那些未得到課題項目支持的更重要。相反,倒是很多無需課題經費支持的基礎研究,比那些依賴課題經費支持的應用研究更重要、更根本。
高校過于重視課題項目,對那些拿到課題項目的教師“另眼相看”,這是對課題項目價值功能的明顯誤解。至于不分學術研究領域、不顧教師的研究興趣,要求一律重視課題項目,將課題項目的級別及數量直接與教師的職稱、收入掛鉤的“課題至上論”,更是荒謬之至。
課題至上論必然會導致課題價值功能的部分變異。與此同時,還會產生多重負面影響,如驅使那些本不需要課題經費支撐的教師亦熱衷于此,從而耽誤甚至荒廢其學術研究。又由于應用型課題經費往往高于甚至幾倍、幾十倍于基礎性研究項目,所以,課題至上論遲早會催生輕基礎研究而重應用研究的風氣。這種本末倒置的不正之風一旦盛行,國家整體的學術研究活力與水準必將下降。
總之,千萬不可讓課題項目動了學術研究的奶酪。課題項目與學術研究之間,應該是前者服務和服從于后者,而不是相反,否則,隨著課題項目水漲船高的不是學術研究本身的繁盛和高端,而極可能是學術河床的露底與干涸。
既如此,那么,告別課題至上論以拯救高校的學術研究,已是時不我待。具體如何退出課題至上論的歪路,首先是要消除課題項目中可能有的腐敗。而要消除課題項目中可能有的腐敗,要義在于降低課題項目經費。
隨著課題經費的逐年增長,“課題致富”已然成高校的一道風景。例如,今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和一般項目資助額度是15萬-18萬元,重點項目為25萬-30萬元,重大項目更是高達60萬-80萬元。而高校對獲得社科基金項目的教師還給予各種獎勵,有的甚至在一次性獎勵之外,還對其予以與社課基金同等數目的配套經費支持。
比如,你獲得了一個18萬元的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那同時可得到所在高校18萬元的配套經費,加上課題立項、結項獎勵以及課題研究成果獎勵,這樣算下來,實際能帶來三四十萬元的現金收入。三四十萬元,一個大學副教授三四年的全部工資收入也不過爾爾吧!
有人說,這筆錢要用于研究,又到不了私人口袋。誠然,收集資料、外出調研或公開出版,確實要花一部分課題經費,但一個人文社科項目一般不需要三四十萬元來支撐,甚至根本用不了18萬元,有個8萬元就足矣。
所謂“重獎之下必有勇夫”,課題經費越高就越能引誘更多的人把更多的心思用在課題項目的申報及立項公關上,真正的學術研究或因此而被耽誤,此其一。其二,高校給予課題項目配套經費及各種獎勵,必將沖擊其教師的工資福利待遇。這種以課題為中心的收入分配方式,一方面使那些作基礎研究,原本無需申報課題項目的教師也走上項目申報之路;另一方面,又為權力介入學術提供了人為良機。
在我國學術界,“權力”這只看不見的手,始終在課題項目申報、評審中扮演著某種角色。種種學術腐敗的滋生和蔓延,重要根源就在于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乃至左右了學術。
當課題項目可以讓教師“先富起來”,為課題而迎合權力的需要,就符合人之常情了。畢竟,學者首先是脫離不了七情六欲的人,先富乃至于暴富的誘惑越大越難以抵擋。課題項目經費過高,與實際的研究需要根本不相符,這既是我國課題項目制度無助于甚至是有害于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因,亦是種種課題項目腐敗并最終導致該制度在實踐中發生變異的重要根源。
國家和高校理應大大縮減課題項目經費投入,而拿出更多資金用來改善高校教師的基本工資待遇,使之不至于淪為“學術民工”。當課題經費不足以引誘更多的人為之動容,當手上沒有課題項目的教師也能自由而又有尊嚴地從事研究,這個時候課題項目要想動學術的奶酪就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