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理建：金融改革需要更多實質性突破

　　昨天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就“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相關問題舉行記者招待會，央行行長周小川攜三位副行長出席。幾位負責人對貨幣政策的解釋性答疑，成了整場記者會的重頭戲，他們向與會記者“普及”金融常識并借助電視直播，無疑讓觀眾在第一時間上了一堂金融常識普及課，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公眾此前對國內金融政策、安全、改革等懷有的疑慮。

　　比如，央行與財政部是什么關系？答案是：財政部形同國家會計，央行則形如國家出納，財政部長猶如中國的“第一會計”，央行行長猶如中國的“第一出納”。又比如，中國金融行業的抗風險能力如何？自1990年代末朱镕基領銜金融改革以后的十數年間，無論經濟過熱還是偏冷，翻閱每年的報紙尤其是財經報紙，國內銀行業的經營風險報道不計其數。早些年，這些警告性報道呈現的是一個基本事實；近年來特別是2004年以后，以工商、農業、中國、建設為首的國有商業大行，紛紛通過剝離不良資產在海內外輕裝上市，繼而接軌國際現代銀行制度后，情況出現了重大改觀。經歷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之后，中國銀行業反映總體經營業績和各項關鍵經營指標譬如最重要的贏利能力等等，在全球皆堪稱第一。

　　考量中國銀行業的抗風險能力，首屈一指的衡量指標是不良貸款率。據周小川介紹，去年該指標是0.95%(放貸總余額近65萬億元，不良貸款5000億元)。而不良貸款率國際通行的警戒線是10%。目前，歐美老牌超級大銀行不提也罷，放眼全球打著燈籠滿世界找，找不到哪個國家能夠把該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降到1%以下。

　　這些恰好說明，連續十數年小步快跑的金融改革，已獲取無可爭辯的階段性成果。十幾年來，國內經濟總量從不足7萬億元增至51萬億元，“中國金融”的貢獻功不可沒。這幾年對國內金融風險的報道確有過度渲染和炒作之嫌(雖說防控金融風險永遠需要警鐘長鳴)。周小川說，“我們希望中國商業銀行要進一步加強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將經營績效和資產質量長期保持在優秀水平”，反映了一種低調務實的態度。

　　針對“國五條”頒行后的房貸調控和貨幣政策走向，周小川指出，前者是貨幣政策之信貸投放的一個專項分支，首貸、二套房貸首付比例控制乃至三套禁貸，將按“國五條”要求繼續嚴肅執行；至于今年貨幣政策的操作原則，周小川再次以“穩健”二字作答。識者所知，貨幣政策分為寬松、適度寬松、穩健、適度從緊、從緊共五個層次，“穩健”指實施中性的政策，既不是適度寬松，亦不必適度從緊，可謂恰到好處。這與中國經濟去年四季度企穩后小步上行的基本面，形成了較理想的吻合配對，為今年穩增長、防通脹、保就業及確保國際收支平衡(量入為出)，提供了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空間。

　　地方債風險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事實上，地方債的大頭是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信貸，大部分以項目捆綁周邊可商業開發土地作為抵押物的舉債，真正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用于公益項目建設的不足總占比的兩成。地方債本息有賴地方財政進行償還，的確存在一定的還債風險，但周小川特別強調，通過深化金融改革引進和創新更多金融工具和衍生型融資產品，風險是總體可控的。

　　總體上看，幾位央行負責人的發言，對下一階段深化金融改革涉及不多且過于原則。筆者認為，在澄清公眾對金融風險的種種疑慮后，今年至少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更多實質性突破：一是“兩會”后城鎮化將形成浪潮，大量啟動資金的籌集，急需央行創新更多融資工具和融資產品；二是繼續壓縮和降低國內銀行過多過濫的服務收費(國內銀行贏利率過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此有關，導致社會強烈不滿)；三是啟動已滿一年但幾乎仍在原地踏步的“溫州金融改革”當有實質性突破，否則，符合國家產業導向的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難題，仍將難以看到破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