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一篇論文被關注度高,被引次數多,雖然說明它的影響大,但并不等于質量上乘。因為“影響大”未必是好的影響,也有可能是被引來作為批評靶標,這是引證指數或影響因子本身體現不出來的。而由于引證指數與影響因子幾乎不考慮學科差別與研究者群體的因素,也會導致非社會熱點的基礎理論研究、研究人員數量偏少的小眾學科,居于不利地位。更何況,一些期刊與期刊之間、期刊與作者之間惡意利用評價體系規則,私下安排相互引證等行為,并不鮮見。如果任由“影響因子崇拜”來決定一切,可能損害學術倫理、弱化基礎理論研究,對于整個國家的學術來講,不利影響顯而易見。
在人文社會科學界,“C刊體系”近20年之所以能夠暢通無阻,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不健全,而這又源于學術共同體的內在缺陷。所謂“文無第一”,由于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導致很難像自然科學那樣一目了然地判斷其正誤優劣,而高度依賴于評價者的個人學養、學術品德,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學術倫理與規范機制。反觀一些學術發達的國家,正是因為形成了相對比較完善的學術倫理和學術規范,促進了學術共同體的健康發育;而健康的學術共同體,反過來又能夠促進學者的自律與自制,更好地維持學術規范和學術倫理,制約學術不端。兩者相互制約、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和繁榮。
讓人文社科期刊的評價體系回歸正常,關鍵在于營造一個更為健康的學術共同體。對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界而言,在關注C刊引發學界集體焦慮的同時,需要一顆更加冷靜客觀的平常心,真正將學術研究當成一項有尊嚴的志業,在強調自我反省與自律中,形成更加具有約束力的學術規范與學術倫理,最終不斷建設和完善更為健康的學術共同體。如此,學術評價就既不是一個人云亦云、相互猜疑的黑箱游戲,也不是完全依賴于引證指數與影響因子的數字游戲,而是秉持公心、服務國家社會的學術工具。
(支振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